在朱元璋和其他两人的眼中，朱棣已经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魄力的领导者。

朱元璋在规划修建中都的过程中，逐渐引入了移民，导致朝廷在此设置的行工部署与那些打算修建宅院的勋贵们产生了勾连。这些勋贵们，虽然并无觊觎之心，却普遍缺乏礼制观念，一心只想将自己的宅邸建得高大豪华，仿佛一群暴发户。朱元璋原本划拨的钱粮，是打算用于修建归隐养老的乡村别墅，然而他们却想要修建的是类似香港半山那样的豪华别墅。

资金来源成为了一个问题。李相爷深知他们的心思，因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于是他便挪用了一部分钱粮。尽管李善长从感情上倾向于迁都凤阳，因为这有利于淮西勋贵们，但从他负责内政的经验来看，迁都凤阳是不现实的。这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

从李善长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合适的都城选址要么是北平，要么是金陵。至于长安，由于其已经无力承担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都建设，因此并不适合。因此，他越过工部尚书，指示凤阳的行工部尚书署适当放缓中都的建设进度，以确保皇陵的进度和质量，同时尽可能将资源倾斜于公侯们的府邸建设。

问题的关键在于，勋贵们因虚荣心作祟而展现出的暴发户心态。他们不仅改变了朱元璋原本的中都建设规划，也颠覆了李善长的设想。原本设想的是修建乡村别墅，如今却演变成了奢华庄园的建设。这种过度豪华和奢侈的建设不仅超出了预算，也严重偏离了朱元璋的初衷。

此外，地方官府也加入了这一利益链条，意图分一杯羹。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修建工程的劳务揽到了自己手中，使得原本应该用于建设的资金和资源被挪用或滥用。这样一来，不仅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受到了影响，而且整个项目的预算也出现了严重的亏空。行工部署肯定不会如实上报，压力给到地方官府。

由于勋贵们的奢华需求和地方官府的贪婪插手，原本用于修建中都的合理摊派变得沉重且不公平。本地人因为与勋贵和地方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能够逃脱这些额外的负担。然而，对于没有这些关系的移民来说，他们成为了主要的受害者。为了逃避这种压迫，一些聪明的移民选择投军，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摆脱苛捐杂税的困扰。而一些人则开始了逃出去。这就造成了人口流失。但是一旦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府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卫所军户。原本，百户所之间已经达成了默契，通过少量的摊派来支持中都的建设，军户们也愿意接受这种安排，视其为一种对国家的贡献。然而，随着边境战事的调整，一些百户所被调整到了边塞或调离了本地，这导致了衙役们开始利用这个机会对军户们进行更严重的剥削。

为了增加征收的粮食数量，衙役们开始使用各种手段来作弊。他们故意将小斗换成大斗，使得征收的粮食数量增加。更过分的是，他们还采用“淋尖踢斛”这种卑劣的手法，即故意用脚踢斛，使斛面堆尖，从而增加斛的容量，多征粮食。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军户们的利益，也破坏了原本百户所和地方之间的和谐关系。于是械斗现象层出不穷。官差选择落单的弱的军户进行剥削，而中都留守司对此毫不关心。因为留守是太子担任，你去给太子反应，那就是把锅盖给掀开吗？

朱元璋在仔细研究了三个儿子搜集的情况后得出了上述的我结论，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他明白，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中都的建设将进一步失控，不仅浪费了国家宝贵的资源，还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

因此，朱元璋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他首先正式下旨宣布停建中都，以遏制进一步的浪费和腐败。同时，他命令所有已修建好的公侯府邸全部收归朝廷，以确保这些建筑不再成为私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对于已经入住的公侯，他责令他们搬回金陵，以维护朝廷的权威和秩序。他立即让朱惘（这位书法非常好的）代书圣旨，并着亲卫立即送去金陵由太子过目并用玺后交由李善长以朝廷的名义颁布天下、

在解决了中都建设的问题后，朱元璋转向了对地方官府的责任追究。他明白，地方官府在其中的腐败和滥用职权是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他决定全面彻查地方官府的责任，对于涉及腐败和滥用职权的官员，将依法严惩不贷。他立即让京城派出官员负责

最后，朱元璋将矛头指向了行工部署驻凤阳的负责人。他认为，该负责人在中都建设中负有重要责任，其管理不善和监督不力导致了问题的发生。因此，他决定将该负责人下狱待斩，以儆效尤。

宣布完三道指令后，朱元璋对着三个儿子说，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整顿这里的卫所，太子不再任中都留守。我决定中都留守改派新的人到这里担任，主要职能就是中都行宫的一些基本维护，皇陵的修建和祭祀。与凤阳府脱离关系，互不干涉，却又互相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