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讲到这里，两人已经由意气之争转到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范上了，黄侃恶意已经大减，只不过总不能随随便便就放过这个始作俑者，总要给他点教训才好。大道理谁都懂，可不能在他的课上大放厥词就没事了。

张汉卿没有想象中的失措，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了无数次。

“救国，先要有国。现在的民国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局面，如果军令、政令统一，建立一个仿效德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工业和经济，用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和国防建设，集中优势资源办好这四件大事，中国的地位，一定可以让列强不敢小觑。

国家富强了才有资格谈救民。所谓救民，是要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思想武装国民的头脑，使其不但从身体上、而且从思想上站起来。这一点，北大作为国家首屈一指的大学，应该站在历史的前沿和高度指引国民，这才是新时代大师该有的风范和责任。

至于我辈的任务，就是尽我所能，推动这场变革。”

本来学生们想看一场好戏，却不料成了张汉卿的个人表演秀。来到这个世上将近半年，还是第一次把胸中抱负展露给公众，可谓一吐为快。北大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正是他们的横空一跃，才在后来掀起一场思想的大碰撞、大解放，使新文化运动借着五四运动的载体驶上康庄大道。在这一点上，提前给大伙上上课、洗洗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也是他借机发起这场争论的意义所在。

就在张汉卿以为大功告成时，黄侃脸色一变，哼哼说：“这么说，你是鼓吹帝制的喽？”张汉卿口口声声说要集权、要效仿德国，不就是想让中国走上德意志帝国的道路吗？这与时下流行的以帝制为核心、走德国复兴的老路的君主立宪宣传一脉相承。敏感时刻，不容得他不问。

可是张汉卿不好回答啊。他知道走帝制的路子不对，也正准备全身而退，可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问到，他又不能否认。否则，他和张作霖苦心安排的这种局就提前破局了。咳，非要装逼，低调上课就行了，干吗非要出这个风头？

可是他绝对不能承认。这将会被坐实了“帝制走狗”的身份，要知道对面这位黄疯子的师尊还因反对老袁称帝被软禁着呢。自己要是敢承认，光黄侃的口水就能把自己的努力抹得一干二净：以黄侃的学术地位，将来史书上难免记录自己和他争论的掌故，无论事后自己怎么辩解，只能给后人一个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分子形象，大大地失分呀！

胡仁源心里也“咯噔”一跳。别人不知道张汉卿是谁，他可是很清楚的。张氏父子现在为了袁大总统称帝的事可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这才有大总统让他千里求学之举。可是黄侃师徒是坚定的皿煮派并发誓用生命来捍卫的，本来这场争论有变喜剧的趋势，被黄侃这一问要搅黄了。

“帝制与否，这是大人们要考虑的事，但不是今天中国问题的关键。学术上有争论，是好事，能够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嘛，会促进学术研究旺盛。可是在虚弱的中国，过多地拘泥于皿煮式的讨论会削弱中国仅存的一点力量，这是我一直认为需要集权的原因。集中一切权力，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发动民众，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才有出路。学良的看法是，只要有利于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幸福、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好制度，就应该拥护，就应该推行。反正不管别人怎么说，学良会坚持这个标准不动摇。”

天地良心，他是看到胡仁源发白的头发，这才想到自己的年龄优势，才好意思说出“让大人们来考虑”以避过直接表态。实施君主立宪到底好不好？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两千多年，是有其根本原因的。中国地大人多，儒家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远比松散的联盟来得有力量也更有效率。

到清朝中叶中国还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只是到了近代因为思想上的落后才导致国弱民穷的结果，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君主制度。要说制度不好，日本同样有天皇制度，为什么人家可以一跃而起？就是到GCD的领导时期，还是要遵循皿煮集中制的原因治理国家呢。

至于评价“帝制”这个现在的热门话题，其优劣也不在制度本身，而是经过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的宣传，清朝帝制已经成为臭狗屎，大家都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此。因此，多数反对者，大都认为袁世凯是开历史的倒车，这才起而反对。

到底对不对，“三个有利于”真的是评价的最好指标，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是后世中国改革开放的舵手用他几十年的政治睿智凝炼出来的历史答案，又岂是区区一个文人黄侃可以反驳的？

在黄侃的惊讶下，在北大学子们的敬佩中，在朱光沐的追星一般的目光中，张汉卿第一次感觉到肩上的重任。立一身而寄中华，能不能做到这三个有利于的目标，是评价他穿越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