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民国教授大多根本不需要租房子，比如国立清华大学当时是给教授们提供免费住宅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

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在当时的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据说新盖的30栋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

这也是民国时代被称为“知识分子天堂”的由来，由此塑造了他们的风骨：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虽非圣人亦不远矣。他们的人格、骨气、言论经得起跨世纪的检验，可谓历久弥新。

时至今日，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反皿煮的教授、找不到污蔑国民素质低的教授、更找不到自愿去势的阉人教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奉行君子不党的教授、不合作的教授、拒不做官的教授、视尊严为生命的教授…

蒋介石历来被宣扬为独裁，但在他的治下，知识分子还是有尊严的：北伐成功后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就是在国民党后期，他还是能够接受（或者说是容忍？）文人的恃才放旷：像唯一的敢翘着二郎腿和他说话的傅斯年，名言就是（教授当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像张奚若的“若有机会便请蒋（介石）先生滚蛋”；像马寅初的“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他们的收入和尊严，是用知识分子的骨气挣来的。时移世易，对比之下，无论学识品格、还是胆识风骨，今日曰教授者，能有几人能超越他们的同行？

有比较才会有感觉。根据统计，当时普通乡下的佣工的薪资是每月一元；一般中小城市里人力车夫和保姆可挣到每月三元；普通工人的月薪为八元左右，像成都因为后发，起初都小于这个数。

当然，技术人员因为掌握着一定的文化和技能，其实是介于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之间的一个阶层、或者说是融二合一的身份，在这个世界大放异彩。像当时能与津沪媲美的青岛产业工人中的最优者----技师，最多可拿到月薪24元，直抵一个教授，这也算是知识致富的例子吧。

对此，张汉卿认为是值得的。想一想民国初层出不穷的文学大家、学贯中西的人物星载斗量就知道，这些待遇对他们来说，只是略补偿于万一。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国家才有希望。

所以尽管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张汉卿还是要求国务院要尽一切可能给教师拨出资金，提高其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

当然，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在，像民国时的士兵，每月可拿大洋十元，而被北洋政|府钦封的各路上将，竟有每月八百元之多！

诚然，军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以命来换全家的口粮似乎有情可原，但是一个上将…连后世的政|府都要严格限制国企老总与职工收入的最高比例，这个差额也太大了！在统一后的民国，将官以上的收入普遍比之前锐减五倍以上。

为了在全社会灌输知识兴国的观念，张汉卿更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规模，不得好于辖下任一所中小学校；

所有中小学校的建筑强度，均不得低于当地政|府单位的办公建筑；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拖欠教师工资，即使是贫困地区，也要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教育中来。

财政部专款专用，将教育经费优先保证----张汉卿曾经专门为此在人民党政治局会议上再三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国家和地方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并计划在全国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

对于占用教育资源，违反以上法令的地方政|府，一经发现，行政一把手直接记过并在三年内不得晋升，违规之单位主管将视情节轻重被给予降级、撤职甚至开除等处罚，并限期予以改正，报经当地立法机构裁处。

在民国之初，为了弥补若干年动荡与腐败所导致的与先进国家的教育落差，国家鼓励私人办学，利用一切办法达成国民识字率、适龄学生入学率与高等教育规模。所有各地政|府对于官员的晋升办法，除考查其对于经济的贡献，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