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晨 8 时零 5 分，海淀区北下关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李某，驾驶一辆黄色夏利车从知春里建行取款返回。汽车刚驶出 50 多米，突然，一辆黑色公爵王轿车从斜刺里冲了出来，随即从车里跳下一个蒙面歹徒，手持微型冲锋枪指着李某的脑袋，厉声喝道：“把车钥匙给我，把车钥匙给我！”

李某没有理睬他，这时正好有一个保安员走过来，李某某眼疾手快，拔下车钥匙就扔给这个保安，没想到一下子被歹徒接住了。

歹徒大怒，挥动手中的冲锋枪大叫：“快下车，不然我开枪了。”旁边的保安一看歹徒手中有枪，顿时四散逃命。李某也无奈地下了车，歹徒不再理他，快步走到李某的夏利车后，用钥匙打开后备箱，将刚刚装上车的内有 67 万元巨款的两只铁皮提款箱提下车来，一溜小跑奔向停在一侧的公爵王轿车上。然后迅速启动向南开去，整个过程不超过 5 分钟时间。

李某随即打开手机报了警。案发后不到 10 分钟，海淀分局和刑警大队领导先后赶到现场。随后市局刑侦处、大案队和张良基局长、阮增义副局长也先后赶到现场。

张局长指挥现场勘查，并立即成立由刑侦处和海淀分局侦查员组成的“6.3”专案组。现场勘查访问，组织全市查控堵截可疑车辆的工作同时进行。

据李某和目击者提供的情况，蒙面劫匪操北京口音，30 岁上下，身高 1.70 米左右，体态中等。逃跑时戴深色头套。

9 点 10 分，在海淀区红砖村一居民家墙外，发现被蒙面人抛弃的黑色公爵王轿车。侦查员在车内发现了被抢的两个提款箱，箱锁已被撬开，里面的巨款被洗劫一空。

蒙面劫匪驾驶的黑色公爵王轿车，车源很快被查清：这辆车是北京凡特金融机具技术开发中心的。1995 年 5 月 16 日晚上，该车驾驶员开车回家停放在楼下，第二天早起上班时发现汽车被盗，当日向海淀分局报案。

车内座位上发现一个按摩器，经过访查，原车车主辨认后说：不是他的。对侦查员来说，这确是值得一查的线索。

案犯作案使用的军车牌也有了着落，是某部政治部文化供应站微型面包车的车牌。这副车牌于 1995 年 6 月 10 日，在朝阳区安慧北里三区被盗走。根据案发中心现场知春里小区和案犯抛车现场花园路红砖村的环境特点，专案组进行了现场模拟实验，中心现场距抛车现场 2.3 公里。

在特定时间环境下，如按车速每小时 60 公里的速度，沿案犯逃跑时所经线路行驶，从案发中心现场到抛车现场所需时间为 5 分钟。

专案组经过综合分析达成共识：认定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和预谋的抢劫案。作案人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对车门锁性能构造熟悉；会使用并持有制式枪支；有盗窃、抢劫机动车的行为或嫌疑；并于 1995 年 6 月以来使用过军车车牌。

6 月 6 日，专案组召集全体成员会议，制定了以“6.3”案为主与“2.8”案串并侦查的方针。北京电视台、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媒体刊登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告，要求广大市民提供线索。

如今，上述三起血案的始作俑者已真相大白，这个人就是鹿宪州。在这三起案件中，那个心狠手辣、来无影去无踪的蒙面大盗，正是这个越狱在逃、丧心病狂的恶魔。

他用抢劫来的沾满鲜血的数百万巨款，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他曾一掷千金，只为博取情人一笑；也曾慷慨解囊，赠予黄民平 10 万元，以报答他曾经的帮助。至于在海鲜酒楼的纵情畅饮、在卡拉 oK 的销魂之夜，更是他一掷万金的手笔。

如此奢靡挥霍的生活，让这个潜逃的死刑犯感受到了巨大的快感。而一次次得手的抢劫经历，更是给他带来了更大、更强烈的刺激。

他自认为自己的作案手法天衣无缝，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甚至对公安人员充满了轻蔑，认为他们无能。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钱，也有能力抢到更多的钱，只是每次抢劫都充满了风险，一旦遇到反抗，就可能会失手。因此，他急需寻找一个得力的助手。

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自己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仔细地比较着谁更符合他的选择标准。渐渐地，一个清晰的形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鹿宪州兴奋地一拍大腿：“就是他了！”

这个被鹿宪州“选中”的人，就是郭松。

需要强调的是，鹿宪州单枪匹马犯下的这三起抢劫案，郭松既没有参与，也毫不知情。如果郭松没有遇到鹿宪州这个人，如果他没有与这个江洋大盗一拍即合，那么他的命运可能会截然不同。

郭松于 1964 年 8 月出生，比鹿宪州小一岁，祖籍北京。他在北京出生、长大，自幼便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他的父亲是国家某部技术设计院的老干部，母亲则是某学院的外语教师。

这样的家庭环境，本应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事实上，在北京有许多类似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然而，郭松这个父母的“掌上明珠”却令人大失所望。

他 1972 年上小学，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学校对学生的学习并不重视，他所在的北师大实验小学也不例外。因此，他的学习成绩好坏无从评判。

其实，郭松是个极其聪明、记忆力极佳的孩子，只是因为他养成了不爱学习、贪玩散漫的坏习惯，结果聪明才智没有用在正道上。

尽管后来他升入了北师大第二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但他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垫底，考上高中无望。经过一番努力，他于 1980 年进入北京某厂下属技校读书，1983 年毕业后就留在厂里当了一名工人。

那时，郭松刚满 20 岁，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如果他能从那时起，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那么成功的大门依然会为他敞开。

可惜的是，在工厂工作了两年后，他的意志变得更加消沉，思想也变得更加颓废，他对繁重紧张的工人生活感到厌倦。再加上他经常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他更加向往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

他常常抱怨说：“在这破工厂工作，真是无聊透顶。”后来，他索性不去上班了，整天在社会上闲逛。

到了 1985 年，他正式向厂里提出辞职。这样的工人，厂里当然不会挽留，从此他就成了一名无业人员。

此后，他曾尝试自己创业开公司，但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很快就连成本都赔了进去；他也曾倒卖过货物，但偶尔赚的一点钱，也很快被他挥霍一空，始终无法攒下钱来。

就这样一直混到了 1988 年，他依然身无分文。后来，他结识了几个狐朋狗友，却不料他们是一个盗窃团伙，他们偷来的东西让郭松帮助销赃，郭松从中分得一点赃款。

身处困顿的他却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5月，他在东城公安分局因涉嫌销赃被捕，随后被取保候审。未曾料到，短暂的自由后，他又重蹈覆辙。

5月12日上午9时许，郭松在复内大街长话大楼附近漫无目的地徘徊，恰巧一位纯真的外地年轻女子向他询问前往西城区政府的路线。

郭松连忙热情地回应：“区政府啊？就在我家附近，我带你走吧！”毫无防备的女子误以为遇到了热心肠，便跟随他走进了一条小巷。不料，在自己的住所，郭松再次犯下罪行。

女子愤怒之下报警，警方依据她的指认迅速将郭松逮捕。郭松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89年7月，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4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郭松的行为表现并不理想，时常与其他囚犯发生冲突。1992年底，他突然出现异常症状，口吐白沫，言语混乱，情绪波动不定。起初，管理人员怀疑他在装病，但又无法确定，于是申请了司法鉴定。

经过鉴定，郭松确实患有轻度精神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监狱于1993年5月24日批准了他的保外就医。同年7月，按照法律规定，他得到了定期释放。

出狱初期，郭松还算安分，与母亲同住，一边治疗疾病，一边处理家务，偶尔会与旧识相聚，但并未做出违法之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内心的恶念逐渐显现。他思考着无钱无业的未来，一个大男人不能永远依赖父母。于是，他打算寻求昔日的“朋友”帮助。

鹿宪州就是他寻求帮助的人之一。早在1988年，郭松因常去燕京饭店的舞厅跳舞，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北京福利公司经理汪某，又通过汪某认识了常在饭店揽客的出租车司机鹿宪州。鹿宪州的慷慨大方让郭松深感敬佩，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郭松入狱后，这段关系便中断了。

1994年夏天，当郭松决定求助鹿宪州时，他已失去了鹿的联系方式，也不确定鹿是否仍在原单位。于是，他来到燕京饭店寻找，意外遇见了曾相识的黄民平。黄民平告诉他，鹿宪州在他入狱后不久也因重罪被判死缓，但已逃脱，藏匿在北京的某个角落。

听到这个消息，郭松首先感到庆幸鹿宪州能逃脱。他对黄民平说：“鹿大哥对我有恩，现在他有难，我应该帮帮他。如果他需要帮助，你就告诉我。”随即，郭松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黄民平，让他转告鹿宪州。

没过多久，鹿宪州便打来电话，邀请郭松在西直门的一家小餐馆见面。阔别多年，两人相见甚欢，畅谈分别后的经历。饭后，郭松掏出200元递给鹿宪州：“大哥，我现在还没工作，这点钱虽少，但这是我的心意。”

鹿宪州深受感动：“兄弟，你真是重情重义！”此后的这一年，他们仅通过电话联系。直至1995年8月，鹿宪州势力渐增，才再次与郭松见面。

此时的鹿宪州面色红润，体态丰盈，他信心满满地告诉郭松：“我准备出去活动活动。”郭松不明其意，后来才知道鹿是去东北等地购买枪支弹药。

鹿宪州与郭松的下一次见面是在一年之后。1996年6月，郭松已结婚生子，妻子是黑龙江的外地女子，两人经营着一家小发廊，生活还算和谐美满。

6月下旬的一天，鹿宪州突然出现在郭松的小发廊。与一年前相比，鹿宪州的打扮截然不同，佩戴着名贵的金表，身着名牌衬衫，脚踏高档皮鞋，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他立即给了郭松刚出生的女儿1000元。

郭松既感动又自卑，反思自己多年来的境遇，有时还需向母亲求助，心中颇感失落。他对鹿宪州说：“鹿哥，你有发财的机会也带带我。人生总得拼一拼，否则永远翻不了身。”

鹿宪州听后暗自欣喜，觉得郭松正是他需要的人，他连连点头，以劝导的口吻对郭松说：“兄弟，你和大哥的想法不谋而合。自古以来，成就大事的人都要冒些风险。只要你听我的，赚钱的事包在我身上。”

7月6日晚，鹿、郭二人一同前往“天上人间”歌舞厅享乐。回程路上，鹿宪州驾驶着偷来的豪华本田车，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向郭松炫耀：“我最近捞了一大笔，大约30多万，还有两块劳力士表。”

郭松惊讶地问：“钱来得这么容易吗？”

鹿宪州大笑，毫不避讳地回答：“我有枪！有了枪，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尽管鹿宪州未直接提及“抢劫”，但郭松已经猜到他的财富来源。鹿宪州继续吹嘘：“小打小闹我没兴趣，要做就做大买卖！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干？”

此刻，郭松对鹿宪州不仅仅是敬佩，更是羡慕。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干！”当天晚上，郭松以庆祝岳父六十大寿为由向鹿宪州借钱，次日，鹿宪州便送来3000元。

此后，鹿宪州和郭松立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抢劫策划和准备。用鹿宪州的话来说：“这次咱们踩好点，准备得充分一点，争取抓一条大鱼。”

7 月 9 日中午，鹿宪州得知郭松要和妻子、女儿一起去黑龙江岳父家，特地赶来送行，还送给郭松一架雅西卡相机。

鹿宪州问：“你得去多长时间？”郭松答：“10 多天吧。我也得去东北取家伙。但月底前我肯定回北京，到时候你在西单的家中等我。”

当天晚上，郭松全家三口去了东北。过了不到 10 天，郭松因心中有事，不想在岳父家多呆，就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了那里，独自一人于 7 月 18 日登上了返京的列车。

可是一直等到月底，也没有鹿宪州的一点消息，郭松心中着急，就在自家房门上留了张条子：李君（鹿宪州化名李建生），我等到 29 日，你没来，我去我妈家等你，电话号码是（略）。

8 月 4 日下午，天色阴沉，闷热难忍。郭松在母亲家中终于等到了鹿宪州的电话。鹿宪州在电话中急切地说：“我们马上见面，半小时后你在路口等我。”

半小时后，鹿宪州驾驶着一辆灰色本田轿车，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在车上，鹿宪州交给郭松一把“五四”式手枪，详细地告诉了他枪的使用方法，并把抢银行的计划对郭松和盘托出。

两人在车上具体地策划了去哪几家银行踩点的方案，其中重点是位于京城大厦附近的三里屯某银行。

根据鹿宪州的布置，次日郭松就去几家银行踩点，将周围的建筑、路线、出入口和地形绘制了平面图，然后交给了鹿。

到了 8 月 6 日，鹿宪州突然告诉郭松，让其与他一起“出去一趟”。

郭松问去哪里，鹿宪州不语，直到次日临出发前才告诉郭松去上海，他要郭松带上“家伙”，在上海有机会就“搞它一下”。

就这样，他们两人坐车到了天津，当天下午坐 6 点多的火车去了南京，又转车去上海。在上海玩了两天又去杭州，再折回上海，一路走一路窥探目标，但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

10 多天时间一无所获，两个家伙又怏怏不快地回到了北京，时间是 1996 年 8 月 19 日早晨。

当天下午三点，郭松的妻子带孩子回京。郭松接站后就和妻子一起到西单一家酒楼吃饭。

鹿宪州来到酒楼，与郭妻寒暄了几句后，转头对郭松说道：“我今天找了你 5 趟。”“有什么急事？”郭松问。

“等你吃完再说吧！”鹿宪州答道。

郭松草草吃完了饭，让鹿宪州开车送他和妻子一起去母亲那儿。郭松让妻子住在母亲家，自己则和鹿宪州坐车返回城里。

在车上，鹿宪州对郭松说：“这次去上海花了不少钱，回来就感到手头紧了。这年头没钱什么都不是，连我那小蜜脸都拉得老长，那事咱们得抓紧时间办。等抢到了钱，先拿 20 万把你老婆安顿好，再拿 10 万把你打扮打扮，在上海买个房。再干它几次，等有了几百万的底，咱们就踏踏实实做生意，你当前台老板，我当幕后老板。”

鹿宪州夸夸其谈地说着，郭松听后也磨拳擦掌。

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加快了抢劫准备的步伐。通过对几个目标、位置、地形、路线的反复比较，又驾车进行实地模拟，对经过路线的行驶时间都作了精确的计算，最后他们把作案目标选在了距广安门不远的北京市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

8 月 27 日上午 8 时 50 分，滨河路支行运款车行至宣武区南线阁中街时，发现前方 50 米距离的胡同里驶出一辆深蓝色的本田轿车，车速很慢。

因是同向行驶，运钞车就只好跟在后面。虽然前方并无障碍，但本田轿车始终缓缓而行，这引起了运钞车司机安保国的不满。尽管不满，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是一起抢劫血案的序幕。

车到枣林前街，已经看见支行大门上的牌匾了，距大门只有 80 多米的距离。这时，前方只有 3 米距离的深蓝色本田轿车突然停车，两个手持双枪的蒙面歹徒跳下车，窜向运钞车，一左一右封住了车门。

“把钥匙拿出来！”蒙面歹徒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着运钞车司机安保国和坐在副驾驶座上担任护款任务的接款员李超，威逼他们打开车门，交出运款车和款箱的钥匙。

明知穷凶极恶的歹徒是冲着车上的现款来的，明知歹徒为达到罪恶的目的，手中的扳机随时都会扣动，可是安保国、李超更清醒地知道，车上的现款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血汗。

“一分钱也不能让歹徒抢走！”二人死死地把住车门。

威逼不成，歹徒凶相毕露，对准安保国的头部射出了罪恶的一枪。车窗玻璃“哗”地粉碎，子弹穿过他的头颅。安保国当即昏倒，伏在了方向盘上。

也就在安保国中弹的同时，凶残的歹徒又向拒不开车门的李超开了枪，身中两弹，李超肩部、腰部的伤口鲜血直流，但他双手依旧死死把住车门……终因伤势过重昏了过去。

几分钟前，已经接到“运款车即刻到支行”电话的滨河路支行保安员和一些员工，马上来到支行大门外准备接车。

不远处，运款车停下来了，紧接着又传来了几声枪响。

“出事了，快保护运钞车！”支行接款员李国春、宣武保安公司保安员杨晓东二人率先冲了上去，他们要用手中仅有的木棍、警棍，与持枪歹徒展开殊死的搏斗。

转眼之间，一歹徒又奔向运款车后的护卫车，逼迫护卫人员交出款箱钥匙。支行员工谢旭没有将款箱钥匙交出，而把汽车钥匙扔给歹徒。

这时，李国春抡起木棒，向正在威逼运款车人员的另一歹徒的后背猛击，毫无人性的歹徒向李国春开枪。

顷刻间，鲜血染红了他的前胸，李国春倒在了血泊中，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根木棒……

子弹同样没能吓倒保安员杨晓东。他抡起警棍，继续向这个歹徒的后颈部、背部猛击。歹徒回身开枪，击中了他的左肩，子弹直穿进右后背。

此时的杨晓东，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再一次扑向歹徒，但终因身负重伤而倒下。

进行这起蓄谋已久抢劫活动的，正是鹿宪州、郭松两名歹徒。鹿宪州此前曾单独作案三次都屡屡得手，此次又有郭松加入，且经过精心准备，自认为万无一失。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遭到车上押运人员如此激烈的反抗，更没有想到枪声一响，不仅没有吓跑支行的工作人员，反而引来了“前仆后继”的斗歹徒群体。

鹿宪州紧张极了，他想搬动“三峰”运钞车上的装款箱，不料这四只铝制金属款箱是焊在车上的，根本搬不动，他气急败坏地用从驾驶座电门上拔下的钥匙企图打开款箱，可是他的双手抖抖索索，怎么也打不开锁……

站在车门口张望的郭松更是紧张万分，眼看着支行的职工纷纷跑来，再不走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郭松便朝车内急不可耐的鹿宪州说：“赶紧撤吧！”

“撤！”戴着头罩的鹿宪州一挥手，窜下车，飞步跑向本田轿车，慌忙逃离现场。

“不能让歹徒跑了！”就在李国春、杨晓东奋不顾身冲向歹徒时，支行办公室主任徐秉政迅速开来一辆轿车横在了马路的中间，以拦截歹徒。

正在行内与客户商谈的支行员工冯勇刚，闻讯后冲向支行的门外，发现歹徒正驾车向自己这边逃窜。冯勇刚急忙抄起一块砖头藏在身后，当歹徒的车距他只有四五米远时，他用尽全身力气，把砖头砸在了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挡风玻璃被打破，慌不择路的歹徒玩命驾车绕过横在路中央的拦截汽车，夺路而逃。

徐秉政义愤填膺，他驾车与冯勇刚一同追向歹徒。徐秉政压住满腔愤怒，暗想，只要追上，拼死也要把歹徒的汽车撞翻。

他们开足马力，一路搜寻。与此同时，支行员工程云涛也截住了一辆汽车追赶歹徒。

极端的仇恨给了身中两弹的保安员杨晓东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他从地上一跃而起，冲上车与程云涛一起朝歹徒逃窜的方向猛追，搜寻至国华商场附近时，程云涛见小杨脸色苍白，伤口流血不止，赶紧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趁着追击的支行人员抢救伤员之机，鹿宪州驾车往西上了二环路到广安门立交桥调头往南，顺二环路开到距商务会馆不远处的玉林东里小区，换乘事先放在那儿用于接应的灰色本田轿车，然后把抢劫时用的头罩、衣服等物品扔到深蓝色本田轿车上，接着点燃了蓝“本田”，开着灰“本田”上了二环。

车到樱桃园，郭松下了车，狡猾的鹿宪州让他打车去复兴门，自己则开车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晚上，鹿、郭二人在泰丰和酒家碰头。席间，鹿问郭松：“怎么样？”郭说：“脑袋上挨了一棍子。”

鹿说：“我胳膊上也挨了一棍子。”停了一会儿，鹿宪州从口袋里掏出 1000 元递给郭：“兄弟，第一次你干得不错。这 1000 块钱就算是奖励你的。”

“可是，并没抢到钱，我觉得挺撮火的！”鹿宪州打着哈哈，既像是自我安慰，又像是给郭松打气：“没事，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下次准能成！”

京城的秋天，没有春天的风沙，夏天的燥热，冬日的阴霾，天空湛蓝，微风清爽，秋阳艳丽，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还有那遍布京城、姹紫嫣红的菊花，把这多彩而美丽的古都装点得分外妖娆，分外生机勃勃。1996 年的秋天，对于肩负着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的公安干警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秋天。

国庆节即将来临，京城洋溢着节日前所特有的轻松、和谐和喜庆的气氛。然而，在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的办公室，在刑侦处、治安处、预审处……却笼罩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发生在京城的三起劫案迟迟没有侦破。

沉重的压力，像巨石一样压在时刻以人民的利益和安危为己任的首都公安干警的心头。“7.3”、“8.27”案发后，市委、市政府、公安部的领导们，一次次听取案情汇报，一次次作出指示。对于办案刑警们来说，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

面对来自各界的压力，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从容坦然。在一次刑侦破案协调会上，他破例唱了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在场的不少局长、处长们，是含着眼泪听完这首歌的。

把压力变成动力，把仇恨化作智慧，全局上下同心协力，投入这背水一战。“8.27”劫案发生后，专案组根据局领导的指示，对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段、规律重新进行研究、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三起案件的主犯应当是一个人，身高 170 厘米左右，年龄 30 岁上下，具有射击、驾车技能。

案犯每次作案前必偷一辆高档轿车，然后抛弃，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规律；案犯对北京城区道路熟悉，不像是外地人流窜作案；从“8.27”迫不及待抢劫未遂来看，案犯急需钱用，继续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张良基局长和阮增义副局长果断作出决策，在加强对金融系统防范工作的同时，围绕近期发生的几起高档轿车被盗案件，在全市范围开展调查，部署查控。

9 月 3 日，海淀分局上报的一条信息，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9 月 2 日晚，住在海淀区普惠北里 9 号楼的通县某服装厂经理张 xx，停在楼下的一辆黄色尼桑轿车被盗，而 8 月 27 日案犯作案后抛弃的那辆深蓝色本田车，是在距这里很近的普惠南里被盗的。

与此同时，专案组又接到市局经保处提供的一个线索：8 月 29 日，亚运村某公寓保卫部在进门登记的车条上，发现了“8.27”案犯使用的那辆蓝色本田车的车牌号，时间是 8 月 26 日，也就是“8.27”案发生的前一天。9 月 6 日，海淀分局报失的尼桑车的车号，也在登记条上出现过。

两条线索都与“8.27”劫案紧密相联，绝不是偶然的。9 月 7 日，专案组向市局汇报了这一重要信息。张良基局长果断下令，在全市展开“以车找人”的清查、搜寻工作。

9 月 8 日凌晨，市公安局涉外饭店管理处接到紧急通报后，立即在全市宾馆、饭店布置清查。

晚 10 时，长城饭店一位保卫干部根据民警的部署，在饭店停车场认真地一辆车一辆车地查寻。查完了长城饭店停车场所有的车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可在旁边的亮马河大厦停车场，却隐约可见有一辆米黄色的进口车停在那儿。保卫干部走过去，细瞅了一下车号，确认无疑。

他马上向饭店保安部报告，保安部又迅速报告了警方。几分钟后，刑侦处、涉外饭店管理处、特警队侦查员们赶到现场，各单位密切配合，迅速分兵布阵，张网以待……

亮马河大厦灯光通明，金碧辉煌。子夜，早已没有了白日的喧嚣，四周静悄悄的。停车场上，桔黄色的灯光像垂下了一道暗淡的金丝纱布，给这里笼罩上一层静谧、神秘的色彩。

此时，在道路边的一辆桑塔纳轿车内，几双睁大的眼睛，正警惕地注视着停放在车场一隅的那辆米黄色尼桑轿车。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蹲守。

零时 10 分，一个个头不高的男子出现了。他先是绕着停车场走了一圈，左右看看，四周空无一人，才靠近了车门。

“注意，有人接近汽车！”桑塔纳轿车里，几名侦查员不约而同掏出枪来，随时准备出击。

突然，尼桑车门开启了，男子钻进汽车，随即发动了引擎。好似离弦之箭，侦查员们举枪冲了上去。“警察！快停车！”几支枪同时指向驾车人。

尼桑车猛然加速冲向侦查员，企图夺路逃跑。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开枪！”刑侦队一队缉捕队队长王威一声令下，侦查员们扣动了扳机，一齐开火。震耳的枪声，打破了宁静的夜空！

尼桑车冲出去 10 多米，熄火了。随着惯性，汽车左右摇晃着，“轰”地一声拦腰撞到一辆停在附近的汽车上，不动了。

车门拉开，驾车男子浑身是血，手脚颤抖。侦查员敏捷地给他戴上了手铐。

在紧急的审查过程中，一名男子自称叫李建生，来到此地寻找郭松。侦查员紧追不舍，他再次吞吞吐吐地表示：“我抢了……银行……知春里的那家银行，就是我干的。”

侦查员从车辆内搜出了一架红外线夜视望远镜和一条迷彩裤。面对罪犯头部中枪、伤势严重的状况，刑警在亮马河大厦车场值班室进行了突击审讯。

经过深入调查，确认了这个自称李建生的罪犯就是鹿宪州，他同时还交代了与郭松一起实施的“827”滨河路支行血案的罪行。警方立即采取行动，于9月10日又成功擒获了郭松等人，他们对此前的一系列银行劫案供认不讳。

对起获的部分赃物、证物以及鹿宪州、郭松等人的足迹、痕迹进行技术认定后，发现这些痕迹与银行劫案现场留下的痕迹完全一致。这无疑为警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实了这起系列银行劫案的犯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