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混到黑人的队伍里，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以为不会遭受歧视和白眼，没想到这里是走两个极端，城里的平民称我们为大人，乡里的老百姓不把我们当人，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们，他的身边就会出现另一个孩子，慢慢地由一个孩子变成一群孩子，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傻傻地看着，正好是动物圆里看猴子的距离。

有一次我坐在车里，我看见车子旁边有一位头上顶着一大筐面包沿街叫卖的黑姑娘，不知何故面包撒落一地。我一直惊叹加纳劳动人民那顶天立地的脖子，喝的水，吃的米，烧的柴，用的锅，割的菜，摘的果，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往脖子上放。这些满大街头顶东西的妇女儿童，个个像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没见有谁失手掉过东西。我发誓，在我离开加纳之前，一定要看到有人失手掉东西，现在终于看到，不禁得意起来，心想，马都有失前蹄的时候，更何况是人呢？'

后来，克鲁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知道那个姑娘为什么会掉东西吗？”

“为什么？”我不知克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她看到车里有白人了！她看上你们了！哈哈哈！”

去加纳之前，我在南宁接待来自费城的西曼，一个到过加纳的白人。

希曼说，加纳人很愚蠢，开起车来不要命。每一天在路上，不时有阴沟里翻车的场景出现。那些还能爬得起来的司机，只要车还转手脚还灵，马上重整旗鼓，继续狂飙。

希曼提醒我，不要随便上黑人的车。那些装满黑人往乡下赶的破车，常常是事故的起因。

我们看着那辆窗口有一个枪眼一样窟窿的无牌照废车目瞪口呆。纳纳说这辆车其实蛮好用的，只是轮子经常出问题。这是什么话？这等于是一个芭蕾舞演员说，我还能跳，只是脚尖出了点毛病。等于是刘翔说，我还能跑，只是跟腱有一点点疼。我把我的担忧跟阿龙讲了，阿龙说：“先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