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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赵忱听了这几位大臣的言之后,虽然点头称是,但也并没有深问,陈俊卿也当那只不过是皇帝的一次泛泛而问而矣,因此也都没有细想。现在陈俊卿不禁想到,也许就是那那个时候,皇帝就开始有要变法改制的想法了吧。
正在陈俊卿思考的时侯,谏议大夫陈良祐出列,道:“陛下,臣闻变法革新岂是易事,祖宗法制非可轻变,稍有不甚,必将动摇人心而乱天下,还望陛下三思。”
赵忱皱了皱眉头,道:“朕并未说要一定要变革祖制,而是兴利除弊,祖法旧制,固然不可轻废,然而因循苟简,却不能不除。若法定而子孙世世守之,则何故祖宗屡自更改之。何况太祖太宗所定之法,也以是两百年前的事了,当时之法未必适用于现在,因此朕才想对先帝之法做以修正。正因为兴利除弊并非易事,是以才向众卿询问,还望众卿能够不隶赐教。”
皇帝刚才那一番话说得也无懈可击,而且皇帝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只是在向众大臣询问,陈良祐也觉得一时难以反驳,只好施了一礼,退回到班列之中。
赵忱接着又道:“凡众卿认为,可以使朝廷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革故鼎新、兴致太平,皆可上言。”
赵忱提出的这十条举措到也是谈不上什么革新,无论是放在任何时候,也都是站得住脚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十条举措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所主持的新政内容。
庆历年间的那次新政和熙宁年间的变法相比,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要差得许多。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仅仅只有一年多,甚至有许多章程都还没有制定出来,就以告结束。然而与熙宁变法截然相反的是,无论是主导这场新政的范仲淹,还是参加这场新政的富弼、韩琦、欧阳修、石介等人都是被公认的贤良忠正的大臣,成为后世士大夫效仿楷模。后世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如果当时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能够坚持下来,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熙宁变法了。
其他大臣听了赵忱这番话之后,才稍稍有些放心,原来皇帝是想釆用范仲淹的那一套新政,不过总也好过用王安石的那套新法。一时也都无言,但必竟现在皇帝只是才刚提出革新变法,十条举措也仅仅只是一个纲领性的提法,又没有见到一条完整的新定俱体法案,也无从说得上是坏是好,因此人人都在思考皇帝的话,一时无人再言。
赵忱见众臣都不言,知道暂时无人反对,他也没有指望马上有人能够提出好的意见来,因此正要宣布散朝,这时一个值日官走进大殿,兴冲冲道:“陛下大喜,我大宋西南大捷,以经攻到大理城下。”
大殿上又是一阵议论,不过这一次都是欢喜的声音。
果然不出杨炎所料,高建铭虽然与黄琪善、钱之乔、邹平渚勾结,动突然袭击,夺回了大理君位,但毕竟时间大短,立足未稳,手下的可用之兵虽然有一万多人,但都是刚招募的新军,加上高建铭占领大理之后,对段氏一族,以及忠于段氏的大臣全族斩尽杀绝,做得实太过份了,也引起了不少其他大理各部族的恐惧,不敢信任高建铭。一听宋军再度出兵,立刻纷纷响应大宋,讨伐高建铭。
而宋军经过了对抗金之战的垂练之后,以经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加上又有刘仁先指引,高建铭根本不是对手。毕再遇率领宋军十二月中旬进入大理,一连五战,都取得了全胜,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打到大理城下。而交趾也没想到大宋会马上出兵大理,也没有做好出兵的准备。加上毕再遇在进军大理之前,在自杞的宋交边境驻扎了五千人马,做为疑兵,使交趾国中更是疑神疑鬼,更不敢轻易出兵。
这时高建铭手下可战之兵以不足五千人,宋军攻克大理城,帮助大理复国,以经是指曰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