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的阻力，出于洋人之中，那些此前想控制大清权力，获取更多利益的人。

按照这些人的想法，应是由洋人在两江开设和经营电报业务。因此他们对陈济方的计划十分不满，纷纷上门讨说。

但陈济方的态度十分坚决，除了初期的建设可以部分外包之外，在权限上绝不会交予外人。

洋人尽管软磨硬泡，终也无法改变。最后只能无奈接受，再尽量多争取些工程进项而已。

至于内部的阻力，当然是那些守旧的势力。

对于他们，陈济方先是晓之以理。他安排人，反复的进行宣讲、劝解，尽量说通道理，使他们转圜。

对于那些死硬的顽固人士，那就不再客气。

若他们并无什么实质性的举动，就由他们去聒噪。但倘若有人敢蓄意破坏，陈济方也绝对会痛下重手。

就这样，从同治六年开始，陈济方率先开设了“江苏电报局”。

从最初的，上海至苏州，再至江宁的电报线路开始，渐次向江苏全省延伸，并与海外线路连接。

后来，又相继在安徽、江西设立了电报局。电报网络逐步覆盖两江三省。

陈济方还格外重视电报的军事用途，专门在商团内部设置了相应的机构。

随着诸如电报之类的西洋事物，逐渐的涌入，对大清国内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新事物的到来，定会引起一些不适和冲突。但有些冲突，就显得尤为激烈和血腥。

比如，“教案”。

自19世纪60年起，随着条约放开，西洋教士得以入大清内地自由传教。

由此因东西方宗教、习俗差异，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冲突，愈来愈烈。

频发的教案，就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并且常造成恶性的流血事件，甚至演化为外交冲突。

这些事件的起因虽各有不同，但无外乎是隔阂、误解和挑唆，也包含着侵略引发的敌视。

但是若能正确引导，妥善处理，还是能够逐渐消弭矛盾，至少可以让事态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事情却往往总是不尽如人意。

在这些教案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就是发生在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的起因，本质上与其他教案大同小异。但却因为官府处置不当，以致于激化为恶性冲突，影响巨大。

消息传出，西洋列国反应强烈，尤以法国最甚。

多国公使联合到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抗议，甚至调集军舰至大沽口外进行威胁。

以法国为首的多国，要求清廷必须做出令他们满意的处置，并以开战相威胁。

而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应对洋人退让，甚至不惜一战。由此也导致情势更趋紧张。

在那一段时期，驻防在塘、沽地区的商团部队，首当其冲。他们顶着洋人战舰的威胁，每日厉兵秣马，已到了时刻准备开战的地步。

直到后来，顶着来自内外的压力，曾国藩和李鸿章先后代表清廷，与洋人进行交涉。

最后终于达成和解，条件是清廷处决凶首，涉案官吏流放，赔偿洋人的损失，大清派大臣出使法国道歉等。

闹了数月的天津教案，这才勉强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