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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初的“博业”发展在宫廷当中，但很快就流传到了市井巷里之间。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城市生活逐渐兴盛，聚集在城里的工匠商人在闲暇无事之时，通常会组织博戏。此外，赌博活动同样活跃在贵族巨富之中。《史记》记载，宋国闵公好博，因与人博戏发生争执，终死于局盘之下。

一般百姓的博业很快有了“赌”的性质。奢侈之辈往往以“博”为“乐”，发生争执是因为好面子或气不过，并不需要用此方法赚得钱财。而市井小民终日劳苦，若沉迷“博”而不“赌”，就等于在游戏上空耗精力。由于人的贪婪本性，赌博业逐渐走俏于市井之家，而后反转又感染了帝王将相。在各色人士的齐心助推下，赌博业遂宣告诞生。

在当时的赌博业中，最兴盛的要数官方承办的赌局了。《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大梁一富豪开设赌场，方寸之间男女杂坐，投壶、六博者甚多。在这一时期，以骰子、斗鸡、走狗、弈棋等方式展开竞争的赌徒们竞相而出，赌博者也越积越多，以至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批判。孟子就将“博弈而好饮酒”作为不孝的标志之一，可见赌博在何时何地都是导致家破人亡的原因之一啊。

由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财富积累，秦汉时期在大一统诸夏的环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富足、安定，于是，供人消遣的博戏则更进一步，向“取人钱财”的赌博行为转变。景帝时，一位名叫许博的人曾编造了一种“六博”的取胜口诀，以至“时人皆颂之”。司马迁认为，通过赌博取得的财富非“因本”或“因末”致富，而是“因奸致富”。政府常引用李悝编纂的《法经》惩治赌博之人，曰“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更笞，乃禁戏”，可见，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赌博的严重危害。

“博既成赌”，其危害便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严重危害到社会治安和老百姓的生活健康。在动荡的魏晋时期，朝纲倾颓、百无聊赖，世家大族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常常用赌博、狂饮等纵欲行为寻求解脱。中洲地带的传统博术受到来自外域少数民族文化习惯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极大变化。传统的“六博”再也不曾兴盛，取而代之的是双陆、摊钱、围棋、射箭等新式游戏。

《世说新语》记载，温峤曾经与一大商人豪赌，以至将家财散尽，最终不得不把自身作为抵押。东晋名将桓温也嗜赌，年轻时也曾债台高筑。当时，赌场中已经出现了“出老千”的行为。一些组织赌局的黑心商人学会用灌铅法、输蜡法制作假骰子，也有人在比试射箭的过程中，故意将箭羽折压，以求影响当事人的发挥。随着投机取巧之辈越来越多，赌博逐渐成为风险极大的社会公害。

唐宋时期流行的赌博形式有骰子戏、叶子戏、打马、骨牌等。“叶子戏”是一种纸牌游戏，类似于升官图，还可用骰子随玩。当时制作的牌面细长如叶，故得名。“叶子戏”的比赛方式同西洋纸牌颇为类似，也是以点数论大小，并将不出手的牌视为“暗牌”，反扣在桌上。李约瑟在《诸夏科学技术史》中认为，纸牌的发明很可能出自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