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又是一场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刮起来了——“三反”运动还没搞完，全国马上又来了个“五反”运动。这两个运动被后人统称为“三反五反”运动。

那还是在1952年1月的时候，“三反”运动刚刚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政府号召私营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三反”运动。没想到私营工商业者积极投身“三反”运动，检举揭发出很多党政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行为，从另一个角度也是工商业者对“三反”分子的控诉，结果却触恼了执政者，马上在2月提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开展起“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来。

从此便形成了后来三十年间中国的历次运动先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然后再收网捕捞一棍子打死的运动模式，让小宝时刻警惕在心。

若飞的父亲章老板是上海有名的汽车生意商，一个颇有声望的民族资本家，应该说是个纯粹的爱国商人。他在抗战时为国军和八路军不断地提供汽车和汽车配件，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上了抗日战场，其中一个女儿报国捐躯。

抗战胜利后，他还被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表扬过，誉为“孤岛爱国商人”，那时他还送给占彪两辆汽车回乡时用。解放后他想到在日本人统治下都可以做生意，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要比日本人好得多。而且他看到了解放军入城后的俭朴和严明的纪律，对共产党和解放军十分崇敬，所以也很踏实地继续做着生意。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后，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包括各类汽车多需要修理，汽车配件生意很是红火。章老板最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后来又为上海和华东一带的党政机关和企业服务。占彪们一直觉得若飞的父亲是个红色资本家，还有女婿三德的海军军官背景，生活应该是很安稳的，怎么也会摊上事儿了呢。

早晨他们赶到了上海，这是占彪和小宝第一次来到上海滩，成义和刘阳在大释兵时和若飞来过一次。

见到若飞后，小宝抱着三德和若飞的儿子喜欢着，若飞强颜欢笑后讲道：“刚解放时三德告诉过我爸爸，共产党警告自己的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所以我爸爸就特别注意和客户的接触，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做太平生意，而且绝不请客送礼，连根烟都不敢上，怕腐蚀了人家，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咱身上了。可是现在，‘五反’没搞几天就把我爸爸关了起来，逼我爸爸承认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三德在厦门也几次和市政府打了招呼，但也不起作用，只能是了解一些情况。”

若飞心情沉重地继续讲道：“‘五反’一开始，和我爸爸店里交易过的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说谁谁谁都已经承认了，我爸爸送礼多少万，又是谁谁谁，我爸爸给了他多少万回扣。这根本不存在的事儿非得让我爸爸承认。我爸爸和店里还有两个入股的老板都成了工作队天天斗争的靶子，要交代行贿了多少钱，说少了就不过关，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那些天爸爸告诉我，天天被人传来传去的，精神都要崩溃了。”说到这里若飞流出了眼泪，小宝给若飞递上纸巾，拍了拍她的后背。

若飞继续说着：“现在被关起来后，三德找人问到的情况，除了行贿、偷税、漏税我爸爸已经认了外，还在审讯盗骗国家财产，说是店里职工举报的。店里卖的都是国外的汽车材料，上哪儿去盗骗国家财产啊。‘五反’工作队逼我爸爸从承认二万开始，现在逼到了一百八十万，已远远超过了店里实有财产及三个老板私产的总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数字的虚假。那两个被隔离审讯的老板垮掉了，一个跳了楼一个吃山奈钾（氰化钾）都自杀了，我现在就担心爸爸也挺不住寻了短见……我要是照顾不好父母，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若克姐呀。”一气把这些话说给占彪，若飞泪如雨下，好像学生受了委屈见到了家长。

占彪们听罢也都是心头沉重，不知从哪里下手好，这和打仗不一样啊。

小宝从最近的广播和报纸上分析道：“上海有十六万私营工商户，不可能都打倒的。政府是鼓励守法经营，是团结工商界的，只是一搞群众运动就狂热地变了味，把运动扩大化了。现在对这些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进行定案处理。我们看能不能想办法，减轻章伯伯的‘罪行’，起码是半守法半违法户，那样就好办多了。”

占彪有着无奈却又沉着地说：“这和我们打仗可是两回事呀，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但既然事情摊着了，我们也不能怕，更不能退。我看先这样，我们兵分两路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