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人一生经受的“痛苦”和“幸福”分别赋予效用数值，进行加权统计，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痛苦总效用其实要远远大于幸福总效用，两者相抵，剩下的净值都是痛苦。

从数学统计的层面来讲，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世上绝大多数人努力活一辈子就是为了遭罪。

如果人们有权选择自己出生与否，根据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该出生，或者应该在觉醒自由意志的那一刻就选择消灭自己的，免得继续累计痛苦净值。

显而易见，乔安根据理性推导出来的结论，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虚无主义思想。

他自己无法从上述推导过程中找出逻辑漏洞，但是心中有一种朦胧的直觉，或者说是感性，告诉他这种推理方式是错误的，否则包括人类在内的智慧生物早就该选择集体自杀了，又怎么能够发展出越来越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呢？

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

是不是人类共同体的想象力具有某种类似自我欺骗的功能，可以使人暂时摆脱理性的枷锁，仅凭想象就相信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越来越多，从而获得积极乐观的生活动力？

事实上，另一位认真给乔安回信的教授，的确提出了上述理论。

这位教授先生花了两千字为乔安阐述为什么“想象力”是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人类就不可能进化成具有智慧的现代人，不可能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憧憬，也不可能形成广泛且不断更新换代的社会共识和法律秩序。

乔安承认这位教授的阐述很精彩，很能鼓舞人心。

但是对方字里行间也暴露出一个冷酷的现实：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是生活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当中。

但是历史数据可以证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希望最终都无法实现，芸芸众生无非少数成功人士推动文明进步的炮灰。

这种基于“想象力”——其实就是统计意义上的自欺欺人——的生存动力，真的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吗？

乔安望向窗外城市街头的万家灯火，理性再次促使他产生不祥的预感。

这座城市看起来一派欣欣向荣，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处境多么艰难，至少心里还存有“未来会更好”的希望。

这是因为整个社会还处于上升期，人们来到殖民地寻求财富，辽阔肥沃的土地还足以承担他们的梦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的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可供开发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则越来越稀少，人们想要实现梦想也将变得越来越难。

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很大概率无法收到期待中的回报，基于想象的自我激励就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破灭，形成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正反馈。

真要是到了那一天，人们会选择消极的对待工作和生活，反正努力也没用，累死累活赚不到几个钱，还不如混日子等死。

接下来，人们就会渐渐抛弃传统的道德和家庭观念，对结婚生子丧失兴趣——反正孩子生下来还是要受苦，还不如不让他们出生，省得遭这份罪。